美東時間周三，BP首席經濟分析師Spencer Dale與牛津能源研究所主管Bassam Fattouh聯合撰寫的研究報告預測，即便石油消費達到頂點后開始回落，之后幾十年全球仍將需要大量的石油，消費也不太可能大幅下滑。
即便石油消費達到頂點后開始回落，之后幾十年全球仍將需要大量的石油。這是BP首席經濟分析師Spencer Dale與牛津能源研究所(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主管Bassam Fattouh聯合撰寫的研究報告中的一項預測。
他們在這份本周發布的研究報告中寫道：“由于高速成長的發展中經濟體日益繁榮，全球石油需求可能還要繼續增長一段時期。但隨著時間推移，成長的步伐可能放緩并最終將到達平臺期，因為能效會加速提高，并且在技術進步、政策傾斜以及社會偏好的共同作用下，交通運輸領域將更多采用其他能源。”這就是說，消費可能在一定時刻到達頂點，隨后開始下降，但峰值到達的時間以及水平仍然極不確定，且對消費情況極為敏感。
報告的作者認為，鑒于石油作為能源與生俱來的優勢，特別是考慮到能量密度，即便石油需求觸頂，消費也不太可能大幅下滑。他們寫道：“石油需求見頂后預計不會出現斷崖式下滑或明顯下降。”
基于多數假設，截至2050年左右，全球仍將每日消費數以千萬桶計的石油。據BP估計，已探明石油資源充足，是截至2050年底全球石油需求量的兩倍多。但鑒于現有油田產量自然下降，將需要巨額投資以使這些資源轉變為產量。
石油供應豐腴時代終將到來
預計石油消費觸頂和資源豐富，再加上水力壓裂法和水平鉆井使新的生產成為可能，這些因素都已改變了石油業的長期前景。主要題材已從2008年前的擔心未來缺少石油及石油供應枯竭，轉為未來供應充足。
一些人目前擔心其中許多資源永遠得不到需求，因而可能成為擱淺資產。這對氣候變化活動家來說是個令人欣喜的變化，但對石油生產商而言卻是一個潛在問題。
Dale和Fattouh認為，石油需求見頂意味著思維方式的轉變，即從稀缺時代(或更確切地說，人們所認為的稀缺時代)到了充裕時代，對石油市場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充裕時期，油市的競爭可能會越來越激烈，資源所有者競相攫取市場份額，將儲量開采出來，而不是冒險讓它們留在地下。面對有大量可采石油可能永遠不會開采出來的可能性，低成本產油商有強烈動機，利用自身的相對優勢擠走高成本產油商，并獲得市場份額。賺了錢存銀行要好過將石油一直留在地下。
隨著油市競爭越來越激烈，低成本產油商會發現，相對于原來限產量、漲價格的策略，轉向高產量、降價格策略更有利可圖。
兩位作者沒有指明是哪些國家，但他們的說法尤為適用于沙特、科威特和阿布扎比，其次是中東和北非的其他主要產油國。其影響就是，很多產油國將會發現營收及之前的高資源租金下降，消費者卻是喜笑顏開。
石油定價更多取決于產油國社會成本
理論上講，市占率爭奪戰應將油價壓低至采油的邊際成本，上述作者認為對中東產油國來講這一成本可能低于每桶10美元。但這些國家嚴重依賴石油收入來支持政府運轉、國防、醫療保健、教育和社會保障網絡。他們需要遠高于采油邊際成本的油價，來維持經濟、社會和政治體系。
為了社會持續運轉，油價必須夠高，足以覆蓋這些“社會成本”，以及比社會成本低得多的實際采油成本。
上述作者以財政收支平衡油價來代表社會成本，稱2016年中東五大產油國的平衡油價平均為每桶60美元，而實際生產成本只有每桶10美元。
很多低成本產油國意識到經濟需要多元化，需要降低對石油的依賴，但經驗表明這樣的轉型往往耗時數十年才能完成。作者同時認為，很多低成本產油國試圖推動轉型過程中，會排斥轉向增產降價策略。
產油國經濟不轉型就等死
這種觀點的一個問題在于，認為油價是隨社會成本的變化而變動。但實際上正好相反，是油價推動著社會支出。
1970年代和2000年代巨大石油收入的流入塑造了主要產油國的社會結構。而在1990年代以及2014以來油價和石油收入下降時，這些國家就要力圖進行社會改革與經濟多元化。
Dale和Fattouh認為：“在經濟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之前，許多低成本產油國將延后采取更具競爭力的策略。這可能會拖慢競爭激烈的新油市出現的速度。油市環境不會自行向競爭加劇的方向轉變，需要一定數量低成本產油國認識到以下兩點：第一是采取較具競爭性策略的必要性；其次更重要的是，要充分改革自身經濟，從而能夠持續采行這樣的策略。”
據Dale和Fattouh稱，倘若許多低成本產油國的社會成本仍然偏高，競爭更激烈的市場站穩腳跟的速度就會減緩，直到他們有辦法降低社會成本。
Dale和Fattouh總結道：“未來二三十年油價平均水準，很可能更多取決于全球主要產油經濟體石油生產的社會成本的變化，而非實際的開采成本。”
必須直面非化石能源崛起
Fattouh和Dale假設沙特與中東其他低成本產油國能夠順利運用市場力量，透過限產將油價維持于高位。但他們有可能高估了OPEC在市場上的影響力。經驗表明沙特與OPEC有能力在短期內對市場施加巨大的影響力，但對長期油價的控制就顯得力不從心。
1980年代，OPEC的市場力量被來自北海以及俄羅斯、阿拉斯加和中國處于競爭態勢的石油供應所打破。2010年代，美國頁巖油、加拿大重油和深水石油工程的崛起，又打擊了OPEC的市場影響力。
實際上，中東主要產油國之外的替代供應的開采和生產成本一直在驅動著油價。這些替代供應的成本遠遠高于中東主要油田10美元的物理采油成本，但可能或不能彌補其社會成本。
將來，主要產油國還不得不應對來自運輸業其它形式能源，尤其是電動汽車的競爭，這將進一步限制產油國的定價能力。
Dale和Fattouh得出結論，主要產油國的社會成本和經濟改革步伐將在未來數十年對油價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其實反之亦然。油價和其它來源的競爭程度，加上電動汽車，也將對產油國的社會支出和多元化速度產生決定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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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石油消費達到頂點后開始回落，之后幾十年全球仍將需要大量的石油。這是BP首席經濟分析師Spencer Dale與牛津能源研究所(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主管Bassam Fattouh聯合撰寫的研究報告中的一項預測。
他們在這份本周發布的研究報告中寫道：“由于高速成長的發展中經濟體日益繁榮，全球石油需求可能還要繼續增長一段時期。但隨著時間推移，成長的步伐可能放緩并最終將到達平臺期，因為能效會加速提高，并且在技術進步、政策傾斜以及社會偏好的共同作用下，交通運輸領域將更多采用其他能源。”這就是說，消費可能在一定時刻到達頂點，隨后開始下降，但峰值到達的時間以及水平仍然極不確定，且對消費情況極為敏感。
報告的作者認為，鑒于石油作為能源與生俱來的優勢，特別是考慮到能量密度，即便石油需求觸頂，消費也不太可能大幅下滑。他們寫道：“石油需求見頂后預計不會出現斷崖式下滑或明顯下降。”
基于多數假設，截至2050年左右，全球仍將每日消費數以千萬桶計的石油。據BP估計，已探明石油資源充足，是截至2050年底全球石油需求量的兩倍多。但鑒于現有油田產量自然下降，將需要巨額投資以使這些資源轉變為產量。
石油供應豐腴時代終將到來
預計石油消費觸頂和資源豐富，再加上水力壓裂法和水平鉆井使新的生產成為可能，這些因素都已改變了石油業的長期前景。主要題材已從2008年前的擔心未來缺少石油及石油供應枯竭，轉為未來供應充足。
一些人目前擔心其中許多資源永遠得不到需求，因而可能成為擱淺資產。這對氣候變化活動家來說是個令人欣喜的變化，但對石油生產商而言卻是一個潛在問題。
Dale和Fattouh認為，石油需求見頂意味著思維方式的轉變，即從稀缺時代(或更確切地說，人們所認為的稀缺時代)到了充裕時代，對石油市場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充裕時期，油市的競爭可能會越來越激烈，資源所有者競相攫取市場份額，將儲量開采出來，而不是冒險讓它們留在地下。面對有大量可采石油可能永遠不會開采出來的可能性，低成本產油商有強烈動機，利用自身的相對優勢擠走高成本產油商，并獲得市場份額。賺了錢存銀行要好過將石油一直留在地下。
隨著油市競爭越來越激烈，低成本產油商會發現，相對于原來限產量、漲價格的策略，轉向高產量、降價格策略更有利可圖。
兩位作者沒有指明是哪些國家，但他們的說法尤為適用于沙特、科威特和阿布扎比，其次是中東和北非的其他主要產油國。其影響就是，很多產油國將會發現營收及之前的高資源租金下降，消費者卻是喜笑顏開。
石油定價更多取決于產油國社會成本
理論上講，市占率爭奪戰應將油價壓低至采油的邊際成本，上述作者認為對中東產油國來講這一成本可能低于每桶10美元。但這些國家嚴重依賴石油收入來支持政府運轉、國防、醫療保健、教育和社會保障網絡。他們需要遠高于采油邊際成本的油價，來維持經濟、社會和政治體系。
為了社會持續運轉，油價必須夠高，足以覆蓋這些“社會成本”，以及比社會成本低得多的實際采油成本。
上述作者以財政收支平衡油價來代表社會成本，稱2016年中東五大產油國的平衡油價平均為每桶60美元，而實際生產成本只有每桶10美元。
很多低成本產油國意識到經濟需要多元化，需要降低對石油的依賴，但經驗表明這樣的轉型往往耗時數十年才能完成。作者同時認為，很多低成本產油國試圖推動轉型過程中，會排斥轉向增產降價策略。
產油國經濟不轉型就等死
這種觀點的一個問題在于，認為油價是隨社會成本的變化而變動。但實際上正好相反，是油價推動著社會支出。
1970年代和2000年代巨大石油收入的流入塑造了主要產油國的社會結構。而在1990年代以及2014以來油價和石油收入下降時，這些國家就要力圖進行社會改革與經濟多元化。
Dale和Fattouh認為：“在經濟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之前，許多低成本產油國將延后采取更具競爭力的策略。這可能會拖慢競爭激烈的新油市出現的速度。油市環境不會自行向競爭加劇的方向轉變，需要一定數量低成本產油國認識到以下兩點：第一是采取較具競爭性策略的必要性；其次更重要的是，要充分改革自身經濟，從而能夠持續采行這樣的策略。”
據Dale和Fattouh稱，倘若許多低成本產油國的社會成本仍然偏高，競爭更激烈的市場站穩腳跟的速度就會減緩，直到他們有辦法降低社會成本。
Dale和Fattouh總結道：“未來二三十年油價平均水準，很可能更多取決于全球主要產油經濟體石油生產的社會成本的變化，而非實際的開采成本。”
必須直面非化石能源崛起
Fattouh和Dale假設沙特與中東其他低成本產油國能夠順利運用市場力量，透過限產將油價維持于高位。但他們有可能高估了OPEC在市場上的影響力。經驗表明沙特與OPEC有能力在短期內對市場施加巨大的影響力，但對長期油價的控制就顯得力不從心。
1980年代，OPEC的市場力量被來自北海以及俄羅斯、阿拉斯加和中國處于競爭態勢的石油供應所打破。2010年代，美國頁巖油、加拿大重油和深水石油工程的崛起，又打擊了OPEC的市場影響力。
實際上，中東主要產油國之外的替代供應的開采和生產成本一直在驅動著油價。這些替代供應的成本遠遠高于中東主要油田10美元的物理采油成本，但可能或不能彌補其社會成本。
將來，主要產油國還不得不應對來自運輸業其它形式能源，尤其是電動汽車的競爭，這將進一步限制產油國的定價能力。
Dale和Fattouh得出結論，主要產油國的社會成本和經濟改革步伐將在未來數十年對油價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其實反之亦然。油價和其它來源的競爭程度，加上電動汽車，也將對產油國的社會支出和多元化速度產生決定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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