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3月底對莫斯科的訪問，向全世界明示：兩國關系近年來從“蜜月”發展到“兄弟般的友誼”，為雙方歷史上長達幾十年的冷淡，甚至沖突時期，打上了一個最終的句號。
從毛澤東—斯大林時代以來，中俄關系從沒像現在這樣密切：大規模的航天合作計劃、新的43億美元的貿易合同、能源領域的全方位合作，最主要的是，在中俄宣布結成“戰略伙伴關系”10年后，這種戰略性的合作已經開始對世界政治的力量對比產生重要影響。
但是，由于長久籠罩在兩國關系上的恐懼和抱怨情緒，雙邊關系中仍然有大量的不信任因素存在，如何克服這些根深蒂固的障礙，從而走向更加坦誠的中俄關系，這并不是一兩次首腦訪問就能解決的。
市場經濟奠定合作新基石
了解中俄關系史的人都知道，長久籠罩在地球上人口最多和領土最大的這兩個國家雙邊關系之上的一直都是恐懼(主要來自俄國)和抱怨(主要來自中國)情緒。從1949到1954年，在中共“一邊倒”的方針下，北京和莫斯科迅速結成軍盟，雙方無論在意識形態還是在民族國家利益上都達成了空前的一致。中國獲得了來自莫斯科軍事、工業和信貸的全面支持，為中共迅速和牢固地在大陸建政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就在這段空前的聯盟時期，這兩種情緒也沒有完全消失，并且時不時影響兩國的合作進程。從1956年赫魯曉夫發動“非斯大林化”開始，雙方先是在意識形態上出現分歧，并進而助長了兩國國家利益的沖突和敵對，雙邊關系至此進入漫長的“冰封時期”，其間一度出現小規模的邊境流血沖突。
1978年中共確定改革開放的基本對外政策總路線之后，中國開始了富有成效的市場經濟改革。同樣的改革雖然10年后才在莫斯科全面鋪開，但在消解了意識形態的障礙之后，兩個都處于“后進工業化”階段的大國現在被共同的目標拉到了一起，通往共同的市場經濟道路奠定了兩國新時期睦鄰友好關系的基石，兩國政治家也都明智地將經濟優先與創造和平的周邊環境作為本國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此次中國國家展上的發言可謂對此的精彩闡釋，他表示：“中俄兩國的經濟聯系，在近些年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中國國家展上展出的產品，既是中國經濟力量的體現，也讓我們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政策有了更好的理解。”
在講話中普京還使用了中俄人民“兄弟般的友誼”這種只有在斯大林—毛澤東時代才有過的表述。俄羅斯民間的對華熱情也伴隨著中國國家展和“俄羅斯中國年”的舉辦大為升溫。俄中商貿-經濟中心主任薩納克耶夫稱：“我們還從沒有過如此重要的訪問。”而據全俄輿論調查中心的一項民意調查，與上世紀末相比，大多數的俄國人現在都認為中國對世界發揮著積極的影響。
但新型平等關系的建立并沒有完全消除中俄關系中長久存在的不信任情緒。雖然都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但由于國情的差異，兩國的經濟轉軌進程并不同步，經濟發展程度也有差別。這樣，客觀上造成了雙邊貿易雖然發展迅速，但仍然處在起始階段。2006年雙邊貿易額達到了創紀錄的334億美元，比2000年增長了5倍，但也只是中美貿易額的1/8，中歐貿易額的1/9。還有一點與斯大林—毛澤東時代不同，就是雙方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現在，兩兄弟當中更加富有的一方成了中國。這一點鮮明地體現在兩國的雙邊貿易關系中，2006年中國已成為僅次于歐盟的俄國第二大貿易伙伴，而俄羅斯只是中國的第八大貿易伙伴。而50年前，情況恰恰相反，莫斯科不僅是北京最大的貿易伙伴，而且是唯一的重要貿易伙伴。
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中方在此次訪問中作出的向俄國商品全面開放中國市場的承諾并未給莫斯科留下特別的印象。因為俄國現在出口的基石仍然是能源，在對華出口中能源更是占到了接近90%的比重，其他產品即使進入中國市場，也根本沒有競爭力。莫斯科在今年對中俄民間貿易做出嚴厲限制，也正是出于這樣一種考慮。雖然中方并未做出對應的貿易限制措施，但光是俄方的舉措就已經傷害到中俄民間貿易的根本，兩國未來雙邊貿易的增長將只能依靠官方的合同，短期內恐怕難以對雙邊貿易結構產生大的改變。
在此次訪問中，中俄簽署的2009年聯合探測火星合作協議最為國際輿論所關注。意大利《新聞報》認為，這是在美國加大研制和部署反導系統的情況下，雙方在外太空結成的反對美國軍事霸權的軸心協議。
由于國力衰弱，俄羅斯在外太空的競爭中已被美國遠遠拋下，后者甚至在許多領域都達到了壟斷的地步。中國近兩年雖然在外太空技術上取得了巨大突破，但別說和美國，就算是和歐洲、日本的技術相比，差距仍然頗大。因此，中俄此次簽訂的航天合作協議，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兩國嘗試改變外太空戰略力量失衡狀況的開始。協定正式簽署前，美國參聯會主席佩斯剛剛結束對中國的訪問，時機的選擇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簽約雙方是想傳達這樣一種信息，即縱使是在外太空，美國單方面的霸權也是不可接受的。
胡錦濤和普京在去年已會晤6次。在今年的首次會晤中，普京再次重申，兩國元首的這種定期會晤向世界顯示出俄中伙伴關系的戰略特征。俄方在胡錦濤到達莫斯科的前一天所發表的《俄羅斯對外政策報告》指出，“俄中關系和雙邊信任已達到前所未聞的新高度。俄中關系已成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因素”，并且在“結束美國單極世界”和“促進多極化進程”中發揮了堅實的作用。由于在此前的慕尼黑國際安全大會上，普京發表了對美指責意味強烈的演講，所以這次中俄希望深化戰略伙伴關系并一起關注“國際關系民主化”的聯合聲明，被一些西方評論家當作是兩國聯手對白宮現在的單邊主義政策的“最后通牒”式文告。尤其是在伊朗和朝核問題上，雙方發出的信息很明確，沒有他們的參與，在這兩個問題上作出任何最終決定都是不可能的。
從1990年代起，中俄在國際問題上就保持了攜手合作，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多次表決中，兩國基本上都是站在同一陣線。唯一一次例外是“9·11”后俄羅斯同意美國在中亞建立軍事基地。但在美國先后發動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尤其是在2004~2005年獨聯體爆發大規模的“顏色革命”后，中俄領導人在政權意識和地緣考量上的立場已趨于完全一致。兩國一方面攜手抵制華盛頓推銷美式“民主價值”以及利用人權和人道主義干預別國內政的行為；另一方面加大在中亞地區的合作，2005年通過上合組織聯合聲明迫使美軍從中亞撤出，同時成功將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和蒙古納入上合組織，從而成功規避了美國在歐亞大陸中心區域施展其政軍手段的危險。
按照國際政治一項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機理，當國際體系中出現一個超級強國，并進而有可能發展成為對全體系的霸權時，該體系中的其他行為體就會自動聯合起來抵御該霸權的擴展，從而保證整個體系內力量分布的均勢狀態。從歷史上看，均勢機制往往是在霸權由盛轉衰的特定時期發揮作用，并且這也往往是均勢效應得到最好發揮的時期。比如拿破侖帝國，就是在《提爾希特和約》，也就是拿破侖霸權達到巔峰后才遭到了全歐洲的聯合抵制，最終在第五次反法大聯盟的阻擊下垮臺。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后，已經有人提出，這場代價昂貴的戰爭很可能是美國權勢由盛轉衰的拐點。雖然學術界對這一看法至今沒有定論，但很明顯，正是在伊拉克戰爭之后，中俄兩國明顯強化了雙方戰略伙伴關系的政治軍事含義。
能源考驗
盡管兩國的立場從未有過的接近，雙邊關系也從未有過的親密。但如前所述，雙方之間仍然存在著不信任的因素，比如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在本地區影響力迅速上升；大量中國非法移民進入俄遠東各州，造成當地一定程度的“非俄羅斯化”現象；雙方在中亞能源上出現的經濟競爭等。尤其是最后一個方面，最近表現得日益明顯。中國已經開始從哈薩克斯坦進口石油，而俄國則搶先與土庫曼簽訂天然氣出口的包銷合同，并控制了烏茲別克大部分的油氣運輸管道。
德國《法蘭克福評論》報認為，莫斯科至今未擺脫傳統的思維定勢，把中亞的這些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當成是自己的天然勢力范圍，而經濟日益發展的中國則希望與這些能源豐富的國家展開更加蓬勃的經濟往來。在能源供應上，兩國的考慮也不一樣。莫斯科希望控制所有能源供應國和過境國，甚至不顧自己這樣做在戰略上的重負和道義上的壓力，仍然像前冷戰時期對待前蘇聯的衛星國那樣對待這些國家；而北京更關心的是這些國家的穩定發展以確保持久可靠的能源供應。因此兩國在處理和這些國家的關系時，彼此之間有很大的政策差距。不過，莫斯科并不認為這些差距會影響遠東事態：中國需要遠東的油氣管線以緩解不斷攀升的能源需求；而莫斯科為了實現開發這一地區的戰略目標，也迫切需要來自中國的投資。
但在此次胡錦濤訪俄的日程中，輿論普遍關注的能源議題并沒有被安排作重點討論。法國《共和報》認為，俄國不想與中國伙伴在能源上走得太近，畢竟，這是莫斯科現在施展自己影響力的最重要“王牌”。俄國希望憑借自己儲量豐富的天然氣和石油占領亞洲市場，這既是擴大自己在該地區影響力的手段，也是對俄歐關系出現危機的再保險。就在胡錦濤離開莫斯科到喀山訪問后的第二天，歐盟貿易代表曼德爾森在莫斯科表示，歐盟準備和俄國在能源領域簽署一系列重要的商貿協議。但正像對待自己的亞洲客戶一樣，俄國人并未對此做出積極的回應。俄國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度科薩切夫表示：“俄羅斯愿意持久地向歐洲供應天然氣，但如果歐洲試圖對供應商采取歧視政策，那我們對購買者也會以牙還牙。”他表示：“中國是歐洲的替代方案，西伯利亞的天然氣不能出口到歐洲的話，將通過管道運送到中國；遠東石油管道也已經進入建設階段；此外，俄羅斯石油正在和中國進行日貨運量達到6萬桶的補充石油供貨談判。”2006年，中俄通過鐵路進行的石油供貨日運輸量為32萬桶。
不過，考慮到中國每天400萬桶的石油需求，即使新的補充協議談下來，即使鐵路運輸發揮最大效益，中國成為俄國石油出口的最大客戶，日進口石油達到60萬桶，這也只占中國石油進口的15%，遠遠落后于從中東進口的份額(70%)。所以，昂貴的成本和運力的有限，決定了中俄之間目前的鐵路供油方式只能是解一時之需，而非長遠之計。遠東石油管線的落實，將成為兩國雙邊關系發展中一個真正的“能源考驗”。
中俄雙方圍繞著該項目的談判已長達10年，盡管俄國已經確定從本國的國家利益最大化出發，該管線將最終通往本國的太平洋海岸，但是以通往大慶還是通往納霍德卡的支線為主，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俄國人似乎要在管道建成后的最后一刻才作出決定。對于他們來說，鐵路運油雖然成本高，但卻能保持自己的靈活性。
在去年中俄達成天然氣協議后，俄國答應的兩條天然氣線路至今未見進展，雙方的商業談判似乎進入了又一場“漫長的長跑”。俄國科維科金氣田本來被確定是滿足對華進口的主要氣田之一，但最近控有該氣田股份的THK-BP與俄氣在天然氣出口條件上又談不攏，結果可能造成對華天然氣無氣可供的尷尬局面。無怪乎就連俄羅斯阿爾法銀行首席顧問維費爾也表示，中國人“現在非常不滿”，他們認為中俄能源領域的大部分合作項目進展極為緩慢。
中俄“能源考驗”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像已承諾的那樣，普京會在2008年結束第二任期后離開“大政治”舞臺，這是否會對他親自簽署的中俄能源協議的實施造成影響？看來，這個議題的遲滯將不僅成為阻礙兩國擴大商業聯系的障礙，也可能成為影響兩國戰略伙伴關系的暗礁。
－－來源： 南風窗
從毛澤東—斯大林時代以來，中俄關系從沒像現在這樣密切：大規模的航天合作計劃、新的43億美元的貿易合同、能源領域的全方位合作，最主要的是，在中俄宣布結成“戰略伙伴關系”10年后，這種戰略性的合作已經開始對世界政治的力量對比產生重要影響。
但是，由于長久籠罩在兩國關系上的恐懼和抱怨情緒，雙邊關系中仍然有大量的不信任因素存在，如何克服這些根深蒂固的障礙，從而走向更加坦誠的中俄關系，這并不是一兩次首腦訪問就能解決的。
市場經濟奠定合作新基石
了解中俄關系史的人都知道，長久籠罩在地球上人口最多和領土最大的這兩個國家雙邊關系之上的一直都是恐懼(主要來自俄國)和抱怨(主要來自中國)情緒。從1949到1954年，在中共“一邊倒”的方針下，北京和莫斯科迅速結成軍盟，雙方無論在意識形態還是在民族國家利益上都達成了空前的一致。中國獲得了來自莫斯科軍事、工業和信貸的全面支持，為中共迅速和牢固地在大陸建政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就在這段空前的聯盟時期，這兩種情緒也沒有完全消失，并且時不時影響兩國的合作進程。從1956年赫魯曉夫發動“非斯大林化”開始，雙方先是在意識形態上出現分歧，并進而助長了兩國國家利益的沖突和敵對，雙邊關系至此進入漫長的“冰封時期”，其間一度出現小規模的邊境流血沖突。
1978年中共確定改革開放的基本對外政策總路線之后，中國開始了富有成效的市場經濟改革。同樣的改革雖然10年后才在莫斯科全面鋪開，但在消解了意識形態的障礙之后，兩個都處于“后進工業化”階段的大國現在被共同的目標拉到了一起，通往共同的市場經濟道路奠定了兩國新時期睦鄰友好關系的基石，兩國政治家也都明智地將經濟優先與創造和平的周邊環境作為本國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此次中國國家展上的發言可謂對此的精彩闡釋，他表示：“中俄兩國的經濟聯系，在近些年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中國國家展上展出的產品，既是中國經濟力量的體現，也讓我們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政策有了更好的理解。”
在講話中普京還使用了中俄人民“兄弟般的友誼”這種只有在斯大林—毛澤東時代才有過的表述。俄羅斯民間的對華熱情也伴隨著中國國家展和“俄羅斯中國年”的舉辦大為升溫。俄中商貿-經濟中心主任薩納克耶夫稱：“我們還從沒有過如此重要的訪問。”而據全俄輿論調查中心的一項民意調查，與上世紀末相比，大多數的俄國人現在都認為中國對世界發揮著積極的影響。
但新型平等關系的建立并沒有完全消除中俄關系中長久存在的不信任情緒。雖然都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但由于國情的差異，兩國的經濟轉軌進程并不同步，經濟發展程度也有差別。這樣，客觀上造成了雙邊貿易雖然發展迅速，但仍然處在起始階段。2006年雙邊貿易額達到了創紀錄的334億美元，比2000年增長了5倍，但也只是中美貿易額的1/8，中歐貿易額的1/9。還有一點與斯大林—毛澤東時代不同，就是雙方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現在，兩兄弟當中更加富有的一方成了中國。這一點鮮明地體現在兩國的雙邊貿易關系中，2006年中國已成為僅次于歐盟的俄國第二大貿易伙伴，而俄羅斯只是中國的第八大貿易伙伴。而50年前，情況恰恰相反，莫斯科不僅是北京最大的貿易伙伴，而且是唯一的重要貿易伙伴。
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因，中方在此次訪問中作出的向俄國商品全面開放中國市場的承諾并未給莫斯科留下特別的印象。因為俄國現在出口的基石仍然是能源，在對華出口中能源更是占到了接近90%的比重，其他產品即使進入中國市場，也根本沒有競爭力。莫斯科在今年對中俄民間貿易做出嚴厲限制，也正是出于這樣一種考慮。雖然中方并未做出對應的貿易限制措施，但光是俄方的舉措就已經傷害到中俄民間貿易的根本，兩國未來雙邊貿易的增長將只能依靠官方的合同，短期內恐怕難以對雙邊貿易結構產生大的改變。
在此次訪問中，中俄簽署的2009年聯合探測火星合作協議最為國際輿論所關注。意大利《新聞報》認為，這是在美國加大研制和部署反導系統的情況下，雙方在外太空結成的反對美國軍事霸權的軸心協議。
由于國力衰弱，俄羅斯在外太空的競爭中已被美國遠遠拋下，后者甚至在許多領域都達到了壟斷的地步。中國近兩年雖然在外太空技術上取得了巨大突破，但別說和美國，就算是和歐洲、日本的技術相比，差距仍然頗大。因此，中俄此次簽訂的航天合作協議，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兩國嘗試改變外太空戰略力量失衡狀況的開始。協定正式簽署前，美國參聯會主席佩斯剛剛結束對中國的訪問，時機的選擇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簽約雙方是想傳達這樣一種信息，即縱使是在外太空，美國單方面的霸權也是不可接受的。
胡錦濤和普京在去年已會晤6次。在今年的首次會晤中，普京再次重申，兩國元首的這種定期會晤向世界顯示出俄中伙伴關系的戰略特征。俄方在胡錦濤到達莫斯科的前一天所發表的《俄羅斯對外政策報告》指出，“俄中關系和雙邊信任已達到前所未聞的新高度。俄中關系已成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因素”，并且在“結束美國單極世界”和“促進多極化進程”中發揮了堅實的作用。由于在此前的慕尼黑國際安全大會上，普京發表了對美指責意味強烈的演講，所以這次中俄希望深化戰略伙伴關系并一起關注“國際關系民主化”的聯合聲明，被一些西方評論家當作是兩國聯手對白宮現在的單邊主義政策的“最后通牒”式文告。尤其是在伊朗和朝核問題上，雙方發出的信息很明確，沒有他們的參與，在這兩個問題上作出任何最終決定都是不可能的。
從1990年代起，中俄在國際問題上就保持了攜手合作，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多次表決中，兩國基本上都是站在同一陣線。唯一一次例外是“9·11”后俄羅斯同意美國在中亞建立軍事基地。但在美國先后發動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尤其是在2004~2005年獨聯體爆發大規模的“顏色革命”后，中俄領導人在政權意識和地緣考量上的立場已趨于完全一致。兩國一方面攜手抵制華盛頓推銷美式“民主價值”以及利用人權和人道主義干預別國內政的行為；另一方面加大在中亞地區的合作，2005年通過上合組織聯合聲明迫使美軍從中亞撤出，同時成功將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和蒙古納入上合組織，從而成功規避了美國在歐亞大陸中心區域施展其政軍手段的危險。
按照國際政治一項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機理，當國際體系中出現一個超級強國，并進而有可能發展成為對全體系的霸權時，該體系中的其他行為體就會自動聯合起來抵御該霸權的擴展，從而保證整個體系內力量分布的均勢狀態。從歷史上看，均勢機制往往是在霸權由盛轉衰的特定時期發揮作用，并且這也往往是均勢效應得到最好發揮的時期。比如拿破侖帝國，就是在《提爾希特和約》，也就是拿破侖霸權達到巔峰后才遭到了全歐洲的聯合抵制，最終在第五次反法大聯盟的阻擊下垮臺。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后，已經有人提出，這場代價昂貴的戰爭很可能是美國權勢由盛轉衰的拐點。雖然學術界對這一看法至今沒有定論，但很明顯，正是在伊拉克戰爭之后，中俄兩國明顯強化了雙方戰略伙伴關系的政治軍事含義。
能源考驗
盡管兩國的立場從未有過的接近，雙邊關系也從未有過的親密。但如前所述，雙方之間仍然存在著不信任的因素，比如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在本地區影響力迅速上升；大量中國非法移民進入俄遠東各州，造成當地一定程度的“非俄羅斯化”現象；雙方在中亞能源上出現的經濟競爭等。尤其是最后一個方面，最近表現得日益明顯。中國已經開始從哈薩克斯坦進口石油，而俄國則搶先與土庫曼簽訂天然氣出口的包銷合同，并控制了烏茲別克大部分的油氣運輸管道。
德國《法蘭克福評論》報認為，莫斯科至今未擺脫傳統的思維定勢，把中亞的這些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當成是自己的天然勢力范圍，而經濟日益發展的中國則希望與這些能源豐富的國家展開更加蓬勃的經濟往來。在能源供應上，兩國的考慮也不一樣。莫斯科希望控制所有能源供應國和過境國，甚至不顧自己這樣做在戰略上的重負和道義上的壓力，仍然像前冷戰時期對待前蘇聯的衛星國那樣對待這些國家；而北京更關心的是這些國家的穩定發展以確保持久可靠的能源供應。因此兩國在處理和這些國家的關系時，彼此之間有很大的政策差距。不過，莫斯科并不認為這些差距會影響遠東事態：中國需要遠東的油氣管線以緩解不斷攀升的能源需求；而莫斯科為了實現開發這一地區的戰略目標，也迫切需要來自中國的投資。
但在此次胡錦濤訪俄的日程中，輿論普遍關注的能源議題并沒有被安排作重點討論。法國《共和報》認為，俄國不想與中國伙伴在能源上走得太近，畢竟，這是莫斯科現在施展自己影響力的最重要“王牌”。俄國希望憑借自己儲量豐富的天然氣和石油占領亞洲市場，這既是擴大自己在該地區影響力的手段，也是對俄歐關系出現危機的再保險。就在胡錦濤離開莫斯科到喀山訪問后的第二天，歐盟貿易代表曼德爾森在莫斯科表示，歐盟準備和俄國在能源領域簽署一系列重要的商貿協議。但正像對待自己的亞洲客戶一樣，俄國人并未對此做出積極的回應。俄國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度科薩切夫表示：“俄羅斯愿意持久地向歐洲供應天然氣，但如果歐洲試圖對供應商采取歧視政策，那我們對購買者也會以牙還牙。”他表示：“中國是歐洲的替代方案，西伯利亞的天然氣不能出口到歐洲的話，將通過管道運送到中國；遠東石油管道也已經進入建設階段；此外，俄羅斯石油正在和中國進行日貨運量達到6萬桶的補充石油供貨談判。”2006年，中俄通過鐵路進行的石油供貨日運輸量為32萬桶。
不過，考慮到中國每天400萬桶的石油需求，即使新的補充協議談下來，即使鐵路運輸發揮最大效益，中國成為俄國石油出口的最大客戶，日進口石油達到60萬桶，這也只占中國石油進口的15%，遠遠落后于從中東進口的份額(70%)。所以，昂貴的成本和運力的有限，決定了中俄之間目前的鐵路供油方式只能是解一時之需，而非長遠之計。遠東石油管線的落實，將成為兩國雙邊關系發展中一個真正的“能源考驗”。
中俄雙方圍繞著該項目的談判已長達10年，盡管俄國已經確定從本國的國家利益最大化出發，該管線將最終通往本國的太平洋海岸，但是以通往大慶還是通往納霍德卡的支線為主，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俄國人似乎要在管道建成后的最后一刻才作出決定。對于他們來說，鐵路運油雖然成本高，但卻能保持自己的靈活性。
在去年中俄達成天然氣協議后，俄國答應的兩條天然氣線路至今未見進展，雙方的商業談判似乎進入了又一場“漫長的長跑”。俄國科維科金氣田本來被確定是滿足對華進口的主要氣田之一，但最近控有該氣田股份的THK-BP與俄氣在天然氣出口條件上又談不攏，結果可能造成對華天然氣無氣可供的尷尬局面。無怪乎就連俄羅斯阿爾法銀行首席顧問維費爾也表示，中國人“現在非常不滿”，他們認為中俄能源領域的大部分合作項目進展極為緩慢。
中俄“能源考驗”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像已承諾的那樣，普京會在2008年結束第二任期后離開“大政治”舞臺，這是否會對他親自簽署的中俄能源協議的實施造成影響？看來，這個議題的遲滯將不僅成為阻礙兩國擴大商業聯系的障礙，也可能成為影響兩國戰略伙伴關系的暗礁。
－－來源： 南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