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東北非政局影響，國際油價時隔兩年多后，再度跨入100美元時代。與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相比，這次“百元油價”少了些所謂中國剛性需求的炒作；但對中國來說，作為世界第二大原油進口國，卻不得不再次考慮在新“百元油價時代”的石油安全問題。

　　油價高企對中國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目前石油對外依存度已達55%，油價上漲勢必使企業成本攀升，重創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油價還會向化肥等農資產品傳導，導致農產品價格上漲。

　　未來十年既是中國的“戰略機遇期”，也是充滿挑戰的“百元油價時代”。石油安全問題由此變得至關重要，而中國的主要對策，不外乎三個方面：開源、節流、戰略儲備。

　　戰略儲備目前是中國的軟肋。有外國財經媒體就評析說，近來國際油價飆升暴露出中國和印度石油儲備不足。這是實情。相關資料顯示，美國目前政府和企業的石油儲備，總共約相當于150天的進口量，歐洲和日本情況也類似。但中國目前的政府和企業石油儲備，據估計不超過60天進口量。

　　高價油勢必要求中國加快戰略石油儲備庫的建設。沒有儲備庫，手中有再多的油也是枉然。至于何時注油、注多少油，則又是一個兩難問題。大量購買儲備石油，勢必進一步抬高油價；但在油價上行期間，不增加石油儲備，則又加劇石油供應風險。

　　因此，在高油價的時代，“擇機”能力非常關鍵。最好的情況，就是如果油價出現回調，通過“低吸”加快戰略石油的儲備；隨著油價走高，則通過儲備原油進行適當調節。至于火候如何拿捏，就看決策者的判斷如何。

　　相比于已失去最佳時機的戰略儲備，開源，則是當前中國應對高油價最見效的方式。

　　開源又可分兩大方面，一是石油供應的多元化。盡管中國石油供應較十年前主要依靠中東大有改觀，但偏重中東和非洲的局面依然存在。其中，中東占中國石油進口的50%，非洲則占30%。但從國際形勢和地緣政治發展看，不少石油來源國的社會和政治風險在加大，最近中東的動蕩就是一個警訊。要多元化，就意味著在當前石油資源已為西方國家基本瓜分的情況，中國需“虎口拔牙”，這既考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功力，也需要中國整體外交的助力。

　　開源的另一方面，則是大力開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最近幾年，中國在這方面的舉措讓世界為之刮目相看，美國總統奧巴馬更時常以此警示美國勿落后于中國。美國有危機意識，中國更不能故步自封。但在直接替代石油的生物燃料上，利弊同時存在。生物燃料需要土地，這勢必沖擊到糧食生產。事實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的糧食危機，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發展生物燃料導致“人車爭油”。在全球通脹加劇的今天，如何既種植出產油率更高的生物，又不沖擊到至關重要的糧食生產，這是中國科學界和能源界面臨的一道難題。

　　節流，則是當前中國應對高油價最大有可為的方式。中國經濟在很多方面尚屬于粗放式發展，節流既是經濟轉型的必須，也是應對油價飆升和氣候變化的必然選擇。比如，在汽車業方面，歐洲國家的道路上大多是小排量的轎車，而中國卻走得是美國式的汽車發展道路，攀比、奢侈、浪費等不良習氣讓不少中國人選擇更耗油的大轎車。這顯然需要中國產業政策的引導。

　　開源、節流、儲備，這都是從供求關系問題上談石油對策。從貨幣政策上看，人民幣適當升值，對抑制高油價確實有一定的對沖效應。但這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國際油價以美元計價，人民幣升值自可購買更多的石油，也可化解西方在人民幣問題上的壓力；另一方面，升值會加劇熱錢流入，“輸入性通脹”問題將更趨嚴重，而且升值可能對出口帶來影響，處理不慎，反而引發比高油價更嚴重的經濟問題。如何抉擇，需要高層統籌決策。

　　在刀刃上跳舞，正是中國在“百元油價時代”的真實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