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臨合作窗口
“5年前，美聯儲和國務卿一致認為，天然氣時代已然過去，但5年后，天然氣依然是美國重要的進口資源，美國本土也大力發展天然氣產業并考慮出口。5年間政策發生了180°轉變，美國和中國的合作關系也是如此，我們無法預測未來。”Gal Luft（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院長、美國能源安全理事會高級顧問）說。
從中海油近期欲收購尼克森這件事上，可以看到美國對中國投資海外資源的態度已經發生微妙改變。
在2012年8月18日的“能源安全與低碳經濟國際論壇”上，來自美國國務院能源資源局的官員逃避不開記者關于“美國政府將如何左右中海油收購尼克森行為”的追問。Margo Pogorzelski說：“中國投資美國的能源領域，美國政府是歡迎的，這個關系到全球的能源供給結構問題，我們會予以協調和幫助。”
美國能源資源局（Bureau of Energy Resources，以下簡稱“美能源局”），是去年11月美國國務院新成立的機構，成立的首要目標被定義為“通過對能源生產國與消費國之間強有力的外交，加強管理當今世界地緣政治中的能源經濟。”
隨著中國能源集團加快對海外資源的投資，美國已經注意到中國在努力使能源供應多樣化，以減少風險。而美國希望保持并擴大中美之間的溝通與合作，美能源局的成立強化了上述的能源外交功能。
Margo Pogorzelski承認，中國之所以對中海油收購一事反應敏感，來源于2005年中海油收購美國油企優尼科遇阻的一系列“后遺癥”。
7年前，美國議員們認為，中海油的舉動威脅了美國的能源安全，因為優尼科在美國擁有數量可觀的加油站，如果兩國發生爭端，美國人可能會遇到汽油供應被中斷的風險。在美國國會和媒體的抗議下，中海油最終選擇放棄。
盡管中海油本次要收購的尼克森，是一個加拿大公司，只有10%的資產在美國，位于墨西哥灣的油氣資源，但是人們依然擔憂：美國能源安全的威脅言論會讓中海油本次收購重蹈覆轍。
不過，對比7年間的美國對中海油收購的反彈力度后發現，這次要微弱一些。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能源和氣候項目主任涂建軍對新金融記者表示，美國這一次將敞開合作窗口，因為短短幾年間，美國的能源消費結構已經發生改變，對石油進口的依存度也有所降低。
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發布的數據顯示，2005年，美國對海外石油依存度為60%，到了2011年，這個數據已經下降到45%.EIA預測，美國對海外石油依賴減緩的這種趨勢可能將延續到下個10年。
2011年3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公開表示，要在未來10余年內把美國的石油進口量削減1/3，以提高美國能源的獨立性。
在此前兩個月，奧巴馬還否決了建造加拿大-美國的輸油管道的申請，這意味著，加拿大油氣資源不能繼續依賴美國人的消費，這也為中海油收購尼克森增加了更多的談判籌碼。
“其實從去年開始，對于中國的能源滲透，美國人的態度就變得友好起來。”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政治室主任周琪舉例表明，2011年，中海油同美國天然氣生產商切薩皮克能源公司（Chesapeake Energy）簽訂合同，將共同投資美國兩個大型頁巖氣礦。盡管頁巖氣現在是美國能源工業的重要新興產業，但這一次美國國會沒有制造政治麻煩，這與2005年中海油收購優尼科受到國會阻礙形成了對比。
“從當前的美國政治意愿上看，否決中海油收購尼克森的可能性比較小，因為在伊朗核問題上，美國希望得到中國的支持與合作，兩國對此也頗為默契。”涂建軍表示。8月14日，中美在北京舉行了首輪副部長級中東事務磋商，中美雙方在能源安全、敘利亞、伊朗、中東和平進程等問題交換了看法，并表示將就上述問題保持經常性溝通。
美國國務院成立能源資源局的背后意圖，被國內部分人士解讀為，美國外交將其觸角伸展至能源領域，開始在世界各地特別是中東地區打開能源供應渠道，美國人雖然減少了對中東地區的石油進口，但從未打算放手石油包括定價在內的掌控權。
“假如中美兩國想應對共同面臨的全球能源挑戰，就應當在能源方面建立起伙伴關系。”周琪對新金融記者表示。
石油依賴癥
“石油與地緣政治的密切關系是世界上任何原材料都無法比擬的。”Daniel Yergin（美國劍橋能源咨詢公司總裁）說。
地緣政治影響了中美能源關系。在能源供給和消費領域，世界上沒有哪兩個國家如此接近。
中美目前是世界上兩個非常重要的石油市場，它們的石油需求年增長量占世界石油需求年增長量的60%，共同消費著40%的世界能源總量；它們是世界上兩個巨大的汽車市場，占全球汽車銷售的40%，并擁有非常可觀的石油投資規模；同時是最大的煤炭和電力的消費國。
因此，中美在獲得更穩定的、價格更可承受的、更清潔的能源供應方面，存在著大量的共同利益。石油供應的打斷和價格的波動，都會影響所有的經濟體，無論各國的石油供應是來自哪一地區。
只不過，在擺脫石油依賴癥這件事上，美國自救路徑已日漸清晰，中國卻漸行漸遠。
在海外石油依存度的對比中，美國和中國呈現出此消彼長的趨勢。從EIA提供的數據看，中國從2005年的39.6%爬升至2011年的56.5%，依賴度增長近17%，已經超過50%這個國際警戒線。
中國科學院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預測，2020年我國石油需求將達到5.7-6.2億噸，凈進口量還將繼續增加，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到65-70%。
這個石油消費增長空間還會有繼續擴大的風險。從我國能源消費結構上看，石油消費占到整體能源消費總量（包括煤炭、天然氣、水電、核能和可再生資源）的18%，而世界平均水平是33%，美國是37%.
美國能源安全理事會高級顧問Gal Luft說，中國機動車增長率很快，很快會超過美國，但中國人均機動車擁有量還很低，將來還有石油進口的巨大潛在需求。在這個不斷上升的需求風險中，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李平還加入中國城鎮化推進、基礎設施投資增加等其他因素。
“我們的石油消費量是直線上升的，年平均增速是11%，但自身產量卻非常有限，產量增速只有2%，本土供給缺口越來越大。”中國科學院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范英對新金融記者表示，目前我國石油探明儲量非常穩定，儲量只夠我國消費10年。
石油對外依賴癥給我國經濟運行帶來不可確定的風險，雖然在2000年之后，我國加快了對海外石油資源的投資速度，但是從目前看，我國獲取海外石油的方式主要還是通過貿易來滿足。
從進口貿易機構上看，我國60%的石油進口來自政局脆弱和動蕩的中東地區，相比之下，美國的進口來源更分散一些，2011年，美國從中東進口的石油比例繼續下降，為15%左右，中東波斯灣成為美國原油進口削減幅度最大的區域。
雖然我國每年大量從中東進口石油，但是對于全球石油的定價能力只占到權重的7%，美國占到30%，全球石油定價機制仍然以美國為中心。而中海油收購尼克森的真實意圖，也被業內解讀為向掌握石油定價話語權邁出的重要一步，因為尼克森在英國北海區域擁有油田資產，其原油產品是構成BFOE指標的主要原油之一，而BFOE指標用于為全球三分之二的原油定價。
競爭與威脅
“我們正在同中國競爭……如果有人認為我們在這些問題上的退讓與維持我們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無關，那就大錯特錯了。”2011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國會作證中說。
在許多美國人看來，中國在能源領域里的興起，在許多方面對美國構成了挑戰。
在過去的50年里，美國一直是全球石油市場的主要推動力、能源規則和體制的制定者以及能源技術的引領者，當中國在全球能源事務中，尤其是在石油市場和石油管理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時，就意味著，美國將不再是唯一的主導力量。
“中美之間的能源關系并不完全是樂觀的，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兩國戰略猜疑的加深， 中美能源合作的氛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負面影響。”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政治室主任周琪表示。
盡管現在中海油收購尼克森迎來了中美能源合作的好時期，但是在美國國會仍有聲音指責，中國在走“重商主義”道路，意圖通過國有公司對石油產地的控制來獲得能源安全。這場商業并購行為也被迫蒙上了陰暗的政治色彩。
“美國擔心隨著中國對能源和資源投資的增加中國在一些地區影響力逐漸擴大。”周琪舉例說，中石油在尼日利亞、安哥拉、加納和赤道幾內亞的投資貿易活動非常活躍，特別是在波斯灣，但美國同沙特的戰略同盟，幾十年來一直是美國能源安全戰略的基石。隨著沙特成為中國最大的能源出口國（沙特對中國的石油出口占中國石油進口的20%），中沙關系有了迅速發展；甚至在加拿大，中石油已經成為西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氣工業的重要投資者，在華盛頓有越來越多的人擔心這會削弱美國的能源供應安全。
在美國密蘇里大學教授能源史的謝文孫對此并不認同，對于中海油的收購，他和美國一些石油公司的交流中發現，收購尼克森并不復雜，“中國需要的是先進技術，而不是資源。”他對新金融記者說。這意味著，部分美國人眼中的“重商主義”威脅，其實并不存在。
然而技術層次的合作，也惹來非議。在美國國會、黨派和利益集團中存在一種擔憂，即中國正在贏得發展清潔能源技術方面的競賽，并通過這些技術獲得了貿易優勢和制造業的發展。
對于中國與太平洋島國合作開發油氣資源一事，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的言論略顯妒恨之意：“美國埃克森美孚公司已經開始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進行鉆探，而中國也要跟著我們在那里搞開發，真是在開玩笑。”希拉里還警告稱，如果美國的影響力不復存在，世界上不缺乏去填補這一空缺的人。
美國這種超凡的憂患意識，被Gal Luft博士理解為良性的競爭觀念：“沒有競爭就不會有人登上月球。現在大家享受的所有科技產品，無一不是在競爭中產生的。只要競爭過程是公平的，那么就是對世界有益的。”
涂建軍在評論中海油收購尼克森一事中特別提到，中國鼓勵央企國企走出去，到地緣政治更穩定的北美市場進行投資，但大多數都是單邊交易和投資，并沒有形成充分的對等投資機制。“在能源資源領域，中國是否為美國提供了同樣的投資機會，如何打破上游能源產業的壟斷，值得進一步討論。”
能源領域里的相互不信任，反映了近年來中美之間戰略猜疑的增長，這也將影響中美之間在能源供應安全、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術研發和應用方面上，能否開展更有成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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