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加入WTO，全面建設開放社會。在加強同國際社會經濟聯系的同時，面臨著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可能發生的社會突發性事件有所增加。國內的某些突發性事件，迅速輸出到國外；來自國際社會的突發性事件，迅速傳播并波及、影響國內社會。這是全球化和開放條件下，突發性事件發生和蔓延的重要特征。
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各種社會矛盾相對集中。以“非典”為例，這樣的突發事件，如果處理不當，有可能對社會、經濟，甚至政治產生全局性的影響。為此，在全球化和我國建設開放社會的大背景下，加強政府應對突發事件的機制建設，是我們的一項重大任務。
一、突發事件的預警機制。對突發事件和重大疫情的預警應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不放過蛛絲馬跡。發現苗頭，應立即由國家職能部門分不同等級發出警報，同時應以中央政府的名義提出有預見的建議，以及科學、合理的指導意見和防治方案。美國在此次“非典”疫情中，在國內尚無一例患者的情況下，就下達了“緊急警報”和“防治指導方案”。這種預警機制，很值得我們借鑒。
二、公共衛生的應急機制。“非典”爆發初期，暴露出個別地方，政府間上下左右和政府與醫療機構之間的協調指揮能力還比較弱，辦事效率不高，對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缺乏高度警惕；中央、地方、軍隊三方協調不力；也暴露出這些年在市場化條件下，政府的公共服務系統在某些方面有所弱化。鑒于“非典”極強的傳染性，建議：第一，應立即統一部署全國的人口流動控制，尤其嚴守交通要道，嚴密控制疫區人口向非疫區的流動、城市疫情向農村尤其向偏遠落后地區擴張；第二，對疫情嚴重的地區及單位，采取有效的隔離措施，尤其應當采取集中統一隔離的手段，將同一疫區的病人收治到同一特定隔離區治療，減少傳染源；第三，與此同時，迅速建設全國公共衛生的危機管理制度，保證指揮的統一性和高效率。
三、信息披露機制。向社會提供真實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體的社會責任。尤其在全球化時代，這些信息不僅關系到本國公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還直接同外國公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相聯系。信息的公開，特別是對那些涉及到重大公益的災難性信息，就更應該及時準確地提供給公眾。建議：第一，在防治“非典”期間，應解除該領域范圍內的某些傳統管制方法，允許有關媒體在此期間及在此領域的新聞采訪、報道及評論在法律范圍內全面開放，并且監督救助募捐活動中可能出現的瀆職推諉及貪污挪用救災款現象；第二，在中央電視臺開設專門頻道，一天二十四小時全面、現場、細致、實時直播宣傳疫病防治知識，通報全國各地的“非典”疫情，讓全體中國人能夠迅速掌握、了解“非典”疫情的真實情況，做好疫病預防和治療工作，以防出現因為信息閉塞導致的疾病進一步失控和無謂的恐慌。
四、干部問責與糾錯機制。這次“非典”發生期間，有關部門和地方官員行為及態度，反映了現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某些弊端。為此建議：第一，由于某些干部過于看重GDP等政績考核標準，甚至將疫情等同于轄區內“重大事故”，惟恐考核中“一票否決”。這種干部考核和任命只對上負責，不能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負責的僵化體制，必須盡快改革；第二，新聞輿論和各民主黨派適時監督政府，幫助政府提高決策的準確性，政府因措施不力而造成的失誤，應向受害者和公眾及時認錯，及時道歉；第三，通過公正嚴格的司法程序，懲處對“非典”擴散負有直接重大責任的政府官員、臨陣逃脫者以及其他責任人員，以消除民眾中的不滿情緒；第四，特殊時期，政府的一舉一動如明鏡般高高掛在天上，受到人們的密切關注。對于政府來說，“非典”是一次切切實實為民眾服務、改變自身形象和重建社會公信力的機會。所奉行的最高原則只能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五、財政資源的動員機制。建議：第一，在全國各地組織有效的預防活動的同時，政府應依法撥出充足的專項資金并及時提供必要的藥物以及醫療條件；第二,立即將來自農村的民工作為重點防治對象之一納入公費檢測、防治及后事處理體系；第三，加強對弱勢群體一般性的醫療保障，尤其烈性傳染病中央財政應承擔全部費用，以確保包括廣大農村地區以及城市貧困居民（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人的生命和健康得到切實有效的尊重和保護；第四，在中國各區域偏僻地區設立重癥傳染病救治中心，實施全封閉管理；第五，中央政府應公開承諾對一切在中國境內的“非典”感染者和被懷疑感染者給予免費治療，所有費用由中央財政承擔。
六、社會力量的動員與參與機制。盡快建立城市社區自治制度，分擔防疫工作的社會職能。有許多事，政府做不了，也做不好，應當相信社會力量，拓寬社會參與渠道。“非典”的防治和根除并不是可以靠中央政府號召“打好這一仗”就可以一勞永逸的。一個比較發達的民間社會，它與國家力量之間能夠形成協調互動的良性關系。各類專業組織和民間社團應積極行動起來，面向大眾，聚攏人心，鼓舞斗志。目前國內還較少有相應的民間組織與眾多的國際性專業組織和國際志愿者組織接軌，而吸收各類捐助的民間基金會更是寥寥無幾，這種狀況應當盡快改變。
七、國際溝通與協作機制。全球化條件下,處理突發事件應有開放的胸懷。各類黨政機關的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必須適應開放社會條件下的要求。必要時可以延請相關國際組織或專家為防疫總顧問，主動尋求國際援助，實現疫情防治和治療的信息共享，兩岸四地加強疫情通報。
八、法律強制機制。當前應加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的宣傳和執行力度，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在一定條件下容許發布強制性的外出禁令和人身隔離命令。在迫不得已的場合，應依法果斷地施行對個別疫情特別嚴重地區的戒嚴令。
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各種社會矛盾相對集中。以“非典”為例，這樣的突發事件，如果處理不當，有可能對社會、經濟，甚至政治產生全局性的影響。為此，在全球化和我國建設開放社會的大背景下，加強政府應對突發事件的機制建設，是我們的一項重大任務。
一、突發事件的預警機制。對突發事件和重大疫情的預警應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不放過蛛絲馬跡。發現苗頭，應立即由國家職能部門分不同等級發出警報，同時應以中央政府的名義提出有預見的建議，以及科學、合理的指導意見和防治方案。美國在此次“非典”疫情中，在國內尚無一例患者的情況下，就下達了“緊急警報”和“防治指導方案”。這種預警機制，很值得我們借鑒。
二、公共衛生的應急機制。“非典”爆發初期，暴露出個別地方，政府間上下左右和政府與醫療機構之間的協調指揮能力還比較弱，辦事效率不高，對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缺乏高度警惕；中央、地方、軍隊三方協調不力；也暴露出這些年在市場化條件下，政府的公共服務系統在某些方面有所弱化。鑒于“非典”極強的傳染性，建議：第一，應立即統一部署全國的人口流動控制，尤其嚴守交通要道，嚴密控制疫區人口向非疫區的流動、城市疫情向農村尤其向偏遠落后地區擴張；第二，對疫情嚴重的地區及單位，采取有效的隔離措施，尤其應當采取集中統一隔離的手段，將同一疫區的病人收治到同一特定隔離區治療，減少傳染源；第三，與此同時，迅速建設全國公共衛生的危機管理制度，保證指揮的統一性和高效率。
三、信息披露機制。向社會提供真實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體的社會責任。尤其在全球化時代，這些信息不僅關系到本國公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還直接同外國公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相聯系。信息的公開，特別是對那些涉及到重大公益的災難性信息，就更應該及時準確地提供給公眾。建議：第一，在防治“非典”期間，應解除該領域范圍內的某些傳統管制方法，允許有關媒體在此期間及在此領域的新聞采訪、報道及評論在法律范圍內全面開放，并且監督救助募捐活動中可能出現的瀆職推諉及貪污挪用救災款現象；第二，在中央電視臺開設專門頻道，一天二十四小時全面、現場、細致、實時直播宣傳疫病防治知識，通報全國各地的“非典”疫情，讓全體中國人能夠迅速掌握、了解“非典”疫情的真實情況，做好疫病預防和治療工作，以防出現因為信息閉塞導致的疾病進一步失控和無謂的恐慌。
四、干部問責與糾錯機制。這次“非典”發生期間，有關部門和地方官員行為及態度，反映了現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某些弊端。為此建議：第一，由于某些干部過于看重GDP等政績考核標準，甚至將疫情等同于轄區內“重大事故”，惟恐考核中“一票否決”。這種干部考核和任命只對上負責，不能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負責的僵化體制，必須盡快改革；第二，新聞輿論和各民主黨派適時監督政府，幫助政府提高決策的準確性，政府因措施不力而造成的失誤，應向受害者和公眾及時認錯，及時道歉；第三，通過公正嚴格的司法程序，懲處對“非典”擴散負有直接重大責任的政府官員、臨陣逃脫者以及其他責任人員，以消除民眾中的不滿情緒；第四，特殊時期，政府的一舉一動如明鏡般高高掛在天上，受到人們的密切關注。對于政府來說，“非典”是一次切切實實為民眾服務、改變自身形象和重建社會公信力的機會。所奉行的最高原則只能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五、財政資源的動員機制。建議：第一，在全國各地組織有效的預防活動的同時，政府應依法撥出充足的專項資金并及時提供必要的藥物以及醫療條件；第二,立即將來自農村的民工作為重點防治對象之一納入公費檢測、防治及后事處理體系；第三，加強對弱勢群體一般性的醫療保障，尤其烈性傳染病中央財政應承擔全部費用，以確保包括廣大農村地區以及城市貧困居民（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人的生命和健康得到切實有效的尊重和保護；第四，在中國各區域偏僻地區設立重癥傳染病救治中心，實施全封閉管理；第五，中央政府應公開承諾對一切在中國境內的“非典”感染者和被懷疑感染者給予免費治療，所有費用由中央財政承擔。
六、社會力量的動員與參與機制。盡快建立城市社區自治制度，分擔防疫工作的社會職能。有許多事，政府做不了，也做不好，應當相信社會力量，拓寬社會參與渠道。“非典”的防治和根除并不是可以靠中央政府號召“打好這一仗”就可以一勞永逸的。一個比較發達的民間社會，它與國家力量之間能夠形成協調互動的良性關系。各類專業組織和民間社團應積極行動起來，面向大眾，聚攏人心，鼓舞斗志。目前國內還較少有相應的民間組織與眾多的國際性專業組織和國際志愿者組織接軌，而吸收各類捐助的民間基金會更是寥寥無幾，這種狀況應當盡快改變。
七、國際溝通與協作機制。全球化條件下,處理突發事件應有開放的胸懷。各類黨政機關的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必須適應開放社會條件下的要求。必要時可以延請相關國際組織或專家為防疫總顧問，主動尋求國際援助，實現疫情防治和治療的信息共享，兩岸四地加強疫情通報。
八、法律強制機制。當前應加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的宣傳和執行力度，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在一定條件下容許發布強制性的外出禁令和人身隔離命令。在迫不得已的場合，應依法果斷地施行對個別疫情特別嚴重地區的戒嚴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