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提出“發展要有新思路”。為什么提出發展要有新思路，要有什么樣的新思路，這是很值得研究的課題。因為一國經濟發展思路決定發展戰略、方針政策及實施舉措，發展思路正確與否決定經濟的興衰，世界經濟史上有許多這樣的經驗和教訓。
筆者理解，十六大提出發展要有新思路，是基于我國經濟發展客觀環境和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是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經濟市場化程度提高，市場經濟主體自主性增強；二是開放程度擴大，加入ＷＴＯ使宏觀微觀經濟行為都將與國際規則接軌；三是經濟關系中最重要的供求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賣方市場變化為買方市場且呈常態；四是社會經濟中國有經濟比重下降，非國有經濟比重上升，支持經濟發展的基礎力量變化；五是經濟發展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逐漸顯露；六是經濟發展舊的動力機制弱化新的動力機制強化。經濟發展環境發生變化，許多原有發展思路已不適應，所以發展新思路是內外因素共同驅動的結果。筆者認為，發展應有四大新思路。
政府不宜直接操作發展，經濟發展任務由政府轉向市場
其一，一國經濟發展是微觀經濟主體發展的綜合，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是企業的事，經濟發展的動力、效率和結果來自市場，由市場機制來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高效使用。
其二，政府是社會管理機構，其組織機構、激勵機制、行為方式、評價體系都不是為市場設計的；政府官員及公務員的知識結構、思維模式、行為方式等都不是為市場準備的。政府直接操作發展，往往帶有唯意志論、理想化、情緒化色彩，超經濟的權力操作造成超經濟的“發展”，會帶來發展欠賬。
其三，政府和官員是有任期的，而經濟發展是要持續的，政府直接操作發展易透支資源搞短期行為，給持續發展造成困難。
其四，政府和市場是有分工界限的，政府職能是組織公共物品供給，市場職能是組織私用物品供給，政府直接操作發展，必將控制大量市場供給，替代市場組織私用物品供給，帶來違背經濟規律的資源配置：市場上，企業以支付能力競爭資源使用權，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高效使用，政府權力與服從關系分配資源，難免大量資源分配到經濟低效或無效處，社會資源的有限性又使經濟高效處得不到應有資源，壓抑高效經濟擴張，進而壓抑社會經濟效率提高。
其五，由政府安排投資和分配資源的企業、部門形成政府偏好，經營效益差不按市場優勝劣汰規則退出市場，或以政府權力壟斷保護或提供后續資源保護，造成市場不公。受保護者惰性增強，競爭者銳氣受挫，社會經濟生活的活力減弱。
其六，市場配置資源亦配置風險，微觀經濟主體是市場獲利者也是風險承擔者。政府直接操作發展，把本應由分散的微觀經濟主體承擔的風險集中承擔下來，微觀經濟問題就將成為宏觀經濟問題。
但是，市場經濟“政府和市場，一只巴掌拍不響”，完全依靠市場力量發展經濟會出現市場失靈，政府的經濟職能則是彌補市場失靈。市場經濟里政府能做什么，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有精僻論述，奧爾森說，一個能夠促進經濟繁榮的政府，其職能只能是界定產權，保證合約的有效履行及保護個人財產不受侵犯，除此之外，政府能做的事情不多。羅泊特福格爾說，政治家所做的是為經濟創造條件，但這并不是增長本身。布什說，政府應當把盡可能多的資源留給那些產生新思想、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大財富的企業和公司。目前我們的政府不該做的做得多：控制經濟資源多，對“經濟增長本身”下的功夫用的精力多，陷于具體經濟事務多。而應做的卻做的不夠：私人財產、知識產權、經濟契約、消費者權益得不到有力保護，挫傷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行業壟斷、市場分割、信用缺失、信息失真、地方保護、亂收費，加重企業的經營成本和交易成本。政府該做的做得很不夠不該做的做得多，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使發展動力和資源效力受壓抑。根源在于“政府頒布的限制經濟人活動空間的法律太多，限制政府任意權力的法律太少”（錢穎一）。把發展任務交給市場，不是單靠撤并政府機構減少審批項目等政府內生性改革能做到的，由此出現“羅素悖論”：誰能為理發師理發？必須靠法治，法律界定政府權力義務，制約政府不該作為的作為和該作為的不作為，形成市場經濟的政府理念。
改變發展和改革“二馬爭道”，以改革促發展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又是轉軌中國家，經濟面對發展和改革兩大主題，存在發展和改革“二馬爭道”問題。改革和發展，齊頭并進同結好果不大可能，已故日本前首相小淵有句名言：“景氣與改革猶如兩只兔子，同時追趕兩只兔子可能一只也追不上。”“二馬爭道”，改革往往爭不過發展，因為改革要支付成本，包括經濟成本和機會成本。改革有收益也有風險，收益是長期的，風險是短期的，利益關系調整可能引發多種矛盾，帶來諸多棘手問題；而發展則容易得多，有資金上項目，政績立竿見影。諾斯說，除非現行的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就不會發生。所以當體制制約發展時，發展思路應解決體制問題，“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20多年的經濟發展，很大成分是得益于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前非國有經濟除少量“集體經濟”外幾乎是空白，如今占ＧＤＰ近70%。這是放松對體制外非國有經濟的限制管制，輸送動力，釋放潛能的結果。從實踐看這種改革思路是正確的。但體制內國有經濟改革明顯滯后于改革開放形勢，體制內發展動力和資源效力受到體制壓抑。國有企業占用一半工業資產、70%的工業貸款，只創造1／3的工業總產值。國有企業的低效累及整體經濟發展。撥改貸后銀行信貸滿足國有企業資金“饑渴”，國有企業低效外部化、社會化，給銀行帶來巨額不良資產，給發展帶來困難和壓力。經濟學家樊綱說，銀行壞賬很大程度上相當于國家給國有企業的補貼。當銀行不堪承受資產損失時，國有企業融資的重擔又轉向股市，造市造融資空間以便更多企業上市，上市公司得到大批資金經營業績卻不掉頭地下滑，平均每股收益和凈資產收益率，由1997年的0.27元和10.99%跌至2001年的0.13元和5.3%；投資者平均收益（流通股分紅減印花稅和傭金）是負值。資本回報難以支撐高漲的市值，股市因價值回歸而大跌，投資者損失慘重。股市負財富效應和融資空間萎縮從消費和投資兩方面影響發展。為創造股票發行空間和高溢價發行股票，有2／3的國有股不上市流通，如今解決這部分國有股流通成為經濟中一大難題。國有企業虧損補貼、貼息貸款和扭虧脫困、沖銷破產企業呆賬投入又占用了大筆發展資金。國有經濟改革滯后也制約了非國有經濟發展，許多行業非國有企業禁入，按市場競爭規則應淘汰出局的國有企業不退出市場，限制了非國有企業發展空間；非國有企業貢獻的稅收的一部分用于維持國有企業生存，得不到相應的公共產品。所以國有企業改革滯后帶來的問題已成為制約整體經濟發展的問題。
我國的經濟改革實際上就是國有經濟改革，改革的幾個關鍵政企分開、明晰產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剝離企業辦社會等長期沒有實質性突破，特別是在企業層面。原因就在于“二馬爭道”中改革爭不過發展。改革務虛多務實少，走過場多做根本性工作少，被動多主動少。激進改革成本風險在前，漸進改革成本風險在后，改革越后推發展成本風險越大。十六大提出“發展要有新思路”又提出“改革要有新突破”。所以，經濟工作中心要轉向國有經濟改革，形成各種所有制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釋放體制潛力，以改革促發展。
ＧＤＰ情結不可太濃，由追求ＧＤＰ增長向追求財富增加轉變
我國的ＧＤＰ情結太濃，追求ＧＤＰ增長愿望太強烈且攀比成風。每年各省市ＧＤＰ增長匯總要比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增長率高出一個多百分點。“十五”國家規劃ＧＤＰ增長率7%，各省市區制定的ＧＤＰ增長目標是：13個9%，6個10%，2個9－10%，4個8－9%，5個8%，只有一個省7－8%，形成追高ＧＤＰ的氣氛。
ＧＤＰ即國內生產總值，如何看待ＧＤＰ，早在1956年孫冶方就指出：總產值包括新增價值和轉移價值兩部分，而發展生產是指新創造價值的增加而不是轉移價值的增加。按此說，當年增長ＧＤＰ為新創造價值才有經濟意義。而實際上ＧＤＰ是一個流量概念，ＧＤＰ增長了，并不能反映增加多少新創造價值，它可能是三種情況：一是增長部分是新創造價值；二是新增價值全部是轉移價值；三是轉移價值大于新增價值。第二三種情況表明ＧＤＰ增長活動中大量資源低效無效負效使用和浪費，但無法從ＧＤＰ中分離出去。建一座工廠未投產即破產倒閉，又建一座相等規模的工廠，ＧＤＰ中卻是兩座工廠。也可能是當年ＧＤＰ增長帶來之后的資源浪費，濫伐森林產值計入當年ＧＤＰ，釀成水患，造成抗洪救災、整修堤防和恢復生態環境的資源投入，并且，這些投入產出又計入當年ＧＤＰ。銀行不良資產也創造了當年的ＧＤＰ，但它絕不是財富而是當今和今后的負財富。所以，ＧＤＰ增長不能正確反映社會財富的增長，它可能是社會財富的正增長、平增長或負增長。世界上一些國家ＧＤＰ年均增長率并不高，但財富增長很快；相反，另一些國家ＧＤＰ增長率很高財富損失也很快，積累很慢，它反映的是ＧＤＰ增長質量的差異。在我國ＧＤＰ的最終使用中，消費率長期徘徊在60%上下，距世界消費率70%至80%差距很大。每當ＧＤＰ高增長則消費率明顯下降，1992年至1995年ＧＤＰ增長12.8%，消費率降為52%，今年一季度ＧＤＰ增長9.9%，消費率降為58%，這說明ＧＤＰ增長中我們并未享受到相應的消費福利增加。消費率低又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
增長和發展是兩個不同概念。發展是經濟發展和科技發展、人的發展、生存質量發展、社會發展、文明發展的綜合。即使經濟發展也不完全等于ＧＤＰ增長，22年前金德爾伯格就對二者作了形象比喻：“正如人類身上一樣，強調增長著眼于身高和體重（或者說國民生產總值）而強調發展則注重于機能上素質協調的改變，例如學習能力（或者說經濟上的適應的能力）”。ＧＤＰ增長即便是財富的增長，它也是即期增長本身，而發展則是經濟制度、機能和結構的進步和優化，為長期增長和質量提高創造經濟環境和條件。ＧＤＰ情結太濃，往往會為實現增長目標不計成本，造成大批資源浪費。所以發展思路應從強烈追求ＧＤＰ增長轉向追求財富增加和經濟機能優化，在此基礎上必有健康有效的發展。否則，欲速不達。
經濟無奇跡，把創造奇跡的理想和激情轉化為創造經濟剩余的勤奮工作
在經濟發展上，我們最不缺乏的是創造奇跡的理想和激情。全國53個地方要建成“硅谷”、“光谷”，86個城市要建成國際化大都市；股市高漲時有權威人士稱10年后上市公司增加到3000家，且不說公司質量，10年增加近2000家，發行速度就是每10個交易日7至8家；又有權威人士稱，幾年后將有幾萬億元社保基金入市，不是入市不入市的問題而是市場有無入市空間問題，2002年底社保基金總資產才1241.86億元。
經濟無奇跡是由經濟增長的內在因素決定的。就微觀來說，無論是生產規模擴張還是生產技術提高帶來的產值增長，投資都來源于企業剩余（利潤）積累，負債投資不過是未來利潤的前置，宏觀經濟增長是社會經濟剩余積累和未來剩余價值前置。所以說經濟增長的物質基礎在于剩余價值的支持，經濟增長須適應剩余價值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包括資本積累能力和償債能力。熊比特認為利潤是未來成本。從需求方面看，經濟增長的物質基礎仍在于剩余價值支持。擴張供給的投資需求是為最終需求做準備的中間需求，經濟增長決定于最終需求即消費需求的增長，投資需求內循環增長支持的經濟增長是不能持久的。消費需求增長來源于經濟剩余增長帶來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長，居民家庭收入增長緩慢，超過社會購買力而擴張的生產能力將會閑置。經濟發展不僅取決于增長動力有多大，還取決于市場需求空間的大小。所以，從供給與需求兩面看，超過剩余價值支持能力的經濟奇跡都是不可能出現的。奇跡往往是大大超過這種能力加大要素投入“拔苗助長”的結果。以要素供給為功能的高速增長雖然在短期內效果顯著，但不能持久。這種發展嚴重透支發展資源。奇跡過后留下大批無法償還的債務，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給后續發展帶來困難。如無外力支持，經濟規律的懲罰會隨之而至，東南亞經濟奇跡就是深刻教訓。我國“八五”“超常規”、“大跨度”發展之后若無國債投資支持，可能是經濟低增長和更多的失業和貧困人口。所以，發展經濟，應是追求效益欲望比追求增長速度欲望更強烈，只能相信自己扎實努力的結果，不可奢望奇跡：不能只講增長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而不講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們經濟工作中浮躁多、浮漂多、浮夸多、浮華多，對困難和問題的認識和理解要比實際少得多，創造的剩余價值要比實現理想的要求少得多。所以要把創造奇跡的理想和激情轉化為扎扎實實的艱苦努力，扎扎實實解決經濟中的矛盾和問題，以免形成系統性風險。
發展思路的轉變有賴于制度創新的支持，制度創新又來源于發展思路轉變的要求。即使市場經濟成熟的發達國家，調整發展思路和經濟制度也是經常的事。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轉軌中國家，發展思路和經濟制度調整所帶來的發展空間肯定要大得多，這是我們的優勢。也是機遇。
據《經濟參考報》
筆者理解，十六大提出發展要有新思路，是基于我國經濟發展客觀環境和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是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經濟市場化程度提高，市場經濟主體自主性增強；二是開放程度擴大，加入ＷＴＯ使宏觀微觀經濟行為都將與國際規則接軌；三是經濟關系中最重要的供求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賣方市場變化為買方市場且呈常態；四是社會經濟中國有經濟比重下降，非國有經濟比重上升，支持經濟發展的基礎力量變化；五是經濟發展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逐漸顯露；六是經濟發展舊的動力機制弱化新的動力機制強化。經濟發展環境發生變化，許多原有發展思路已不適應，所以發展新思路是內外因素共同驅動的結果。筆者認為，發展應有四大新思路。
政府不宜直接操作發展，經濟發展任務由政府轉向市場
其一，一國經濟發展是微觀經濟主體發展的綜合，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是企業的事，經濟發展的動力、效率和結果來自市場，由市場機制來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高效使用。
其二，政府是社會管理機構，其組織機構、激勵機制、行為方式、評價體系都不是為市場設計的；政府官員及公務員的知識結構、思維模式、行為方式等都不是為市場準備的。政府直接操作發展，往往帶有唯意志論、理想化、情緒化色彩，超經濟的權力操作造成超經濟的“發展”，會帶來發展欠賬。
其三，政府和官員是有任期的，而經濟發展是要持續的，政府直接操作發展易透支資源搞短期行為，給持續發展造成困難。
其四，政府和市場是有分工界限的，政府職能是組織公共物品供給，市場職能是組織私用物品供給，政府直接操作發展，必將控制大量市場供給，替代市場組織私用物品供給，帶來違背經濟規律的資源配置：市場上，企業以支付能力競爭資源使用權，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高效使用，政府權力與服從關系分配資源，難免大量資源分配到經濟低效或無效處，社會資源的有限性又使經濟高效處得不到應有資源，壓抑高效經濟擴張，進而壓抑社會經濟效率提高。
其五，由政府安排投資和分配資源的企業、部門形成政府偏好，經營效益差不按市場優勝劣汰規則退出市場，或以政府權力壟斷保護或提供后續資源保護，造成市場不公。受保護者惰性增強，競爭者銳氣受挫，社會經濟生活的活力減弱。
其六，市場配置資源亦配置風險，微觀經濟主體是市場獲利者也是風險承擔者。政府直接操作發展，把本應由分散的微觀經濟主體承擔的風險集中承擔下來，微觀經濟問題就將成為宏觀經濟問題。
但是，市場經濟“政府和市場，一只巴掌拍不響”，完全依靠市場力量發展經濟會出現市場失靈，政府的經濟職能則是彌補市場失靈。市場經濟里政府能做什么，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有精僻論述，奧爾森說，一個能夠促進經濟繁榮的政府，其職能只能是界定產權，保證合約的有效履行及保護個人財產不受侵犯，除此之外，政府能做的事情不多。羅泊特福格爾說，政治家所做的是為經濟創造條件，但這并不是增長本身。布什說，政府應當把盡可能多的資源留給那些產生新思想、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大財富的企業和公司。目前我們的政府不該做的做得多：控制經濟資源多，對“經濟增長本身”下的功夫用的精力多，陷于具體經濟事務多。而應做的卻做的不夠：私人財產、知識產權、經濟契約、消費者權益得不到有力保護，挫傷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行業壟斷、市場分割、信用缺失、信息失真、地方保護、亂收費，加重企業的經營成本和交易成本。政府該做的做得很不夠不該做的做得多，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使發展動力和資源效力受壓抑。根源在于“政府頒布的限制經濟人活動空間的法律太多，限制政府任意權力的法律太少”（錢穎一）。把發展任務交給市場，不是單靠撤并政府機構減少審批項目等政府內生性改革能做到的，由此出現“羅素悖論”：誰能為理發師理發？必須靠法治，法律界定政府權力義務，制約政府不該作為的作為和該作為的不作為，形成市場經濟的政府理念。
改變發展和改革“二馬爭道”，以改革促發展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又是轉軌中國家，經濟面對發展和改革兩大主題，存在發展和改革“二馬爭道”問題。改革和發展，齊頭并進同結好果不大可能，已故日本前首相小淵有句名言：“景氣與改革猶如兩只兔子，同時追趕兩只兔子可能一只也追不上。”“二馬爭道”，改革往往爭不過發展，因為改革要支付成本，包括經濟成本和機會成本。改革有收益也有風險，收益是長期的，風險是短期的，利益關系調整可能引發多種矛盾，帶來諸多棘手問題；而發展則容易得多，有資金上項目，政績立竿見影。諾斯說，除非現行的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就不會發生。所以當體制制約發展時，發展思路應解決體制問題，“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20多年的經濟發展，很大成分是得益于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前非國有經濟除少量“集體經濟”外幾乎是空白，如今占ＧＤＰ近70%。這是放松對體制外非國有經濟的限制管制，輸送動力，釋放潛能的結果。從實踐看這種改革思路是正確的。但體制內國有經濟改革明顯滯后于改革開放形勢，體制內發展動力和資源效力受到體制壓抑。國有企業占用一半工業資產、70%的工業貸款，只創造1／3的工業總產值。國有企業的低效累及整體經濟發展。撥改貸后銀行信貸滿足國有企業資金“饑渴”，國有企業低效外部化、社會化，給銀行帶來巨額不良資產，給發展帶來困難和壓力。經濟學家樊綱說，銀行壞賬很大程度上相當于國家給國有企業的補貼。當銀行不堪承受資產損失時，國有企業融資的重擔又轉向股市，造市造融資空間以便更多企業上市，上市公司得到大批資金經營業績卻不掉頭地下滑，平均每股收益和凈資產收益率，由1997年的0.27元和10.99%跌至2001年的0.13元和5.3%；投資者平均收益（流通股分紅減印花稅和傭金）是負值。資本回報難以支撐高漲的市值，股市因價值回歸而大跌，投資者損失慘重。股市負財富效應和融資空間萎縮從消費和投資兩方面影響發展。為創造股票發行空間和高溢價發行股票，有2／3的國有股不上市流通，如今解決這部分國有股流通成為經濟中一大難題。國有企業虧損補貼、貼息貸款和扭虧脫困、沖銷破產企業呆賬投入又占用了大筆發展資金。國有經濟改革滯后也制約了非國有經濟發展，許多行業非國有企業禁入，按市場競爭規則應淘汰出局的國有企業不退出市場，限制了非國有企業發展空間；非國有企業貢獻的稅收的一部分用于維持國有企業生存，得不到相應的公共產品。所以國有企業改革滯后帶來的問題已成為制約整體經濟發展的問題。
我國的經濟改革實際上就是國有經濟改革，改革的幾個關鍵政企分開、明晰產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剝離企業辦社會等長期沒有實質性突破，特別是在企業層面。原因就在于“二馬爭道”中改革爭不過發展。改革務虛多務實少，走過場多做根本性工作少，被動多主動少。激進改革成本風險在前，漸進改革成本風險在后，改革越后推發展成本風險越大。十六大提出“發展要有新思路”又提出“改革要有新突破”。所以，經濟工作中心要轉向國有經濟改革，形成各種所有制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釋放體制潛力，以改革促發展。
ＧＤＰ情結不可太濃，由追求ＧＤＰ增長向追求財富增加轉變
我國的ＧＤＰ情結太濃，追求ＧＤＰ增長愿望太強烈且攀比成風。每年各省市ＧＤＰ增長匯總要比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增長率高出一個多百分點。“十五”國家規劃ＧＤＰ增長率7%，各省市區制定的ＧＤＰ增長目標是：13個9%，6個10%，2個9－10%，4個8－9%，5個8%，只有一個省7－8%，形成追高ＧＤＰ的氣氛。
ＧＤＰ即國內生產總值，如何看待ＧＤＰ，早在1956年孫冶方就指出：總產值包括新增價值和轉移價值兩部分，而發展生產是指新創造價值的增加而不是轉移價值的增加。按此說，當年增長ＧＤＰ為新創造價值才有經濟意義。而實際上ＧＤＰ是一個流量概念，ＧＤＰ增長了，并不能反映增加多少新創造價值，它可能是三種情況：一是增長部分是新創造價值；二是新增價值全部是轉移價值；三是轉移價值大于新增價值。第二三種情況表明ＧＤＰ增長活動中大量資源低效無效負效使用和浪費，但無法從ＧＤＰ中分離出去。建一座工廠未投產即破產倒閉，又建一座相等規模的工廠，ＧＤＰ中卻是兩座工廠。也可能是當年ＧＤＰ增長帶來之后的資源浪費，濫伐森林產值計入當年ＧＤＰ，釀成水患，造成抗洪救災、整修堤防和恢復生態環境的資源投入，并且，這些投入產出又計入當年ＧＤＰ。銀行不良資產也創造了當年的ＧＤＰ，但它絕不是財富而是當今和今后的負財富。所以，ＧＤＰ增長不能正確反映社會財富的增長，它可能是社會財富的正增長、平增長或負增長。世界上一些國家ＧＤＰ年均增長率并不高，但財富增長很快；相反，另一些國家ＧＤＰ增長率很高財富損失也很快，積累很慢，它反映的是ＧＤＰ增長質量的差異。在我國ＧＤＰ的最終使用中，消費率長期徘徊在60%上下，距世界消費率70%至80%差距很大。每當ＧＤＰ高增長則消費率明顯下降，1992年至1995年ＧＤＰ增長12.8%，消費率降為52%，今年一季度ＧＤＰ增長9.9%，消費率降為58%，這說明ＧＤＰ增長中我們并未享受到相應的消費福利增加。消費率低又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
增長和發展是兩個不同概念。發展是經濟發展和科技發展、人的發展、生存質量發展、社會發展、文明發展的綜合。即使經濟發展也不完全等于ＧＤＰ增長，22年前金德爾伯格就對二者作了形象比喻：“正如人類身上一樣，強調增長著眼于身高和體重（或者說國民生產總值）而強調發展則注重于機能上素質協調的改變，例如學習能力（或者說經濟上的適應的能力）”。ＧＤＰ增長即便是財富的增長，它也是即期增長本身，而發展則是經濟制度、機能和結構的進步和優化，為長期增長和質量提高創造經濟環境和條件。ＧＤＰ情結太濃，往往會為實現增長目標不計成本，造成大批資源浪費。所以發展思路應從強烈追求ＧＤＰ增長轉向追求財富增加和經濟機能優化，在此基礎上必有健康有效的發展。否則，欲速不達。
經濟無奇跡，把創造奇跡的理想和激情轉化為創造經濟剩余的勤奮工作
在經濟發展上，我們最不缺乏的是創造奇跡的理想和激情。全國53個地方要建成“硅谷”、“光谷”，86個城市要建成國際化大都市；股市高漲時有權威人士稱10年后上市公司增加到3000家，且不說公司質量，10年增加近2000家，發行速度就是每10個交易日7至8家；又有權威人士稱，幾年后將有幾萬億元社保基金入市，不是入市不入市的問題而是市場有無入市空間問題，2002年底社保基金總資產才1241.86億元。
經濟無奇跡是由經濟增長的內在因素決定的。就微觀來說，無論是生產規模擴張還是生產技術提高帶來的產值增長，投資都來源于企業剩余（利潤）積累，負債投資不過是未來利潤的前置，宏觀經濟增長是社會經濟剩余積累和未來剩余價值前置。所以說經濟增長的物質基礎在于剩余價值的支持，經濟增長須適應剩余價值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包括資本積累能力和償債能力。熊比特認為利潤是未來成本。從需求方面看，經濟增長的物質基礎仍在于剩余價值支持。擴張供給的投資需求是為最終需求做準備的中間需求，經濟增長決定于最終需求即消費需求的增長，投資需求內循環增長支持的經濟增長是不能持久的。消費需求增長來源于經濟剩余增長帶來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長，居民家庭收入增長緩慢，超過社會購買力而擴張的生產能力將會閑置。經濟發展不僅取決于增長動力有多大，還取決于市場需求空間的大小。所以，從供給與需求兩面看，超過剩余價值支持能力的經濟奇跡都是不可能出現的。奇跡往往是大大超過這種能力加大要素投入“拔苗助長”的結果。以要素供給為功能的高速增長雖然在短期內效果顯著，但不能持久。這種發展嚴重透支發展資源。奇跡過后留下大批無法償還的債務，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給后續發展帶來困難。如無外力支持，經濟規律的懲罰會隨之而至，東南亞經濟奇跡就是深刻教訓。我國“八五”“超常規”、“大跨度”發展之后若無國債投資支持，可能是經濟低增長和更多的失業和貧困人口。所以，發展經濟，應是追求效益欲望比追求增長速度欲望更強烈，只能相信自己扎實努力的結果，不可奢望奇跡：不能只講增長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而不講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們經濟工作中浮躁多、浮漂多、浮夸多、浮華多，對困難和問題的認識和理解要比實際少得多，創造的剩余價值要比實現理想的要求少得多。所以要把創造奇跡的理想和激情轉化為扎扎實實的艱苦努力，扎扎實實解決經濟中的矛盾和問題，以免形成系統性風險。
發展思路的轉變有賴于制度創新的支持，制度創新又來源于發展思路轉變的要求。即使市場經濟成熟的發達國家，調整發展思路和經濟制度也是經常的事。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轉軌中國家，發展思路和經濟制度調整所帶來的發展空間肯定要大得多，這是我們的優勢。也是機遇。
據《經濟參考報》
